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出台政策进行规范和管理。可以明显看出，对高校教师兼职的限制正在逐步放宽：2011年底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提出，“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

近日，有专家学者在中国科学报发表《博士生论文答辩亟待破除盲审“桎梏”》一文，建议：逐步取消论文盲审。

据河南省教育厅消息，河南科技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重点工作，以“124+N”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为统领，覆盖全体学生，以项目品牌为抓手，打造五维心育机制，呵护心理健康提质增效。

据高等教育纪事报报道，近日，美国迪金森州立大学爆发了教师“离职潮”——在秋季学期即将开学之际，护理专业的所有全职教职员工集体宣布辞职。随后，迪金森州立大学校长斯蒂芬·D·伊斯顿也宣布辞职。

近日，山东、湖南、贵州、广西等多个省份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明确在省内事业单位招考中，不再审核其是否有工作经历和缴纳社保的情况。

这个假设还挺有意思的，在现实情况下高学历比低学历成就更高只是表象，造成人生成就差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学历，而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假设一个人进入本科阶段就读时的年龄刚好18岁，在经历本科4年、硕士2-3年、博士4-6年的学习后，他博士毕业时的年龄理论上大概在28-31岁。

随着生源危机、资金短缺的逐步来临，台湾明道大学、东方设计大学、环球科技大学及大同技术学院4所高校8月1日同步关门，台湾私校工会称是岛内“教育史上首见”。所在学校编制内的400多位教职员工全部被资遣或退休，近900名学生被迫安置到其他院校，附近商圈业者也叫苦连天。

与人欢饮，入席时初次谋面的人照例被隆重介绍。介绍到我时，说：“这是政法大学的博士。”对面立即有人热情响应，端起酒杯，做敬羡不已状。

8月8日，教育部发布202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启事，公示了202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名单，共64名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候选人，其中有32位高校候选人。

近年来高校教师圈最炸锅的事件，取消事业编、实施聘用制应该算得上其一。编制改革，在包含高校在内的多种事业单位中逐步推进着，从试点到全面推进，任重道远。

最近，一则985高校撤销文科机构的新闻引起网络热议：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布通知，宣布撤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不再设置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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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常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文章的研究生，就宛如没有子嗣的嫔妃。玩笑归玩笑，这正正说明了论文发表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尽管有人试图论证这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过自己的耳濡目染来判断真实的道德状况。在凤凰网组织的一项超过1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竟然有87.7%的网民不同意中国“主流呈现出良好道德风貌”，认为中国“道德滑坡状况确实存在”。

作为每个新生的重要时刻，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本不应该仅仅是邮寄送达而已，而是应赋予更多内容和价值。7月28日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生嘉年华暨2024年京津冀本科新生录取通知颁发仪式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举办，近70名2024级中国科大新生获得了仪式感满满的录取通知书颁发待遇。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年学术危机呢？一方面，这里面包含着自然和经济的规律。一个人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也许是在30多岁的年纪。到了四十岁，无论是体力还是创造力都开始下降。从求知的角度，学习新知识的动力和动机也在减弱。心理上，便会有危机之感。对于上述解释，我持怀疑态度。我想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国内的学术环境以及学者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做的选择。就我能够想到的，原因大概可以有如下四个： 1、根基不牢； 2、精力（被）分散； 3、缺乏变更； 4、脱离现实。 首先谈根基不牢。与国外优秀大学的博士培养相比，国内大学无论是在师资、配套设施还是在学术环境上，都有较大差距。博士毕业生对相关理论掌握不牢、科研训练不够系统深入，尽管在读博期间以及工作后能发表论文，但很快就会发现，这对于更加有创新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一再重复现有的套路必然面临审美疲劳。 一个人在博士期间的学习和研究就如同一幅画的底色。底色打好了，将来才能在上面描绘美丽的图画。国外很多经济系的学生，在读博期间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跟着老师做课题，我个人认为这体现的乃是对学术的高要求。博士生利用两三年的时间撰写论文，毕业后还要接着打磨，这种死磕式的精益求精，大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年危机的发生概率。而国内的博士生，往往在博士期间就面临发表文章的要求。这种所谓的“高要求”很多时候是以降低学术标准为代价的。而如果这些学生毕业后仍是重复博士期间发表的套路，很快就会面临自己的学术危机。 二、精力分散。有一些本土培养的学术人才，在博士毕业后能够继续成长，他们通过自学、与人交流合作，不断提升自己以及发表的水平。但也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精力被过度分散在上课、申请课题、财务报销、指导学生等各种事情上面。 有些人可能马上站出来反对说，上课和指导学生不是一个教师应该做的吗？更何况，教学相长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来，学生和学生论文已经成了分散老师精力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各个阶段的学生都要写论文，不仅博士生要写，学术硕士要写，MBA也要写，本科生也要写！ 从培养学生的角度，要求学生写论文无可厚非，但在学生都要写论文的情况下，这无疑成了老师们的沉重负担。而学生论文水平的低下，又让管理部门想出各种环节来“控制质量”。这大概让审阅学生论文的工作成倍增加了，而这些任务很多时候是落在了认真肯干的老师头上。到头来，指导和评阅学生的论文，占去了优秀教师们的大量时间。当科研人员被大量低水平的论文包围时，既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也降低了他们的品位。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可以用来阅读经典和前沿文献，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三、缺乏变更。马歇尔曾说，一个人要保持效率，需要三个因素：希望、自由和变更。中国的学术界缺乏应有的流动。一个研究者在一个地方呆上十年或者一生是最常见的。对很多人来说，同样的人和环境，无疑让人产生了疲劳的感觉。当然，也有人在一个地方带上一生而成果丰硕的。 四、脱离现实。中国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大概也是产生中年学术危机的原因。学术研究像是闭门造车。很多人感觉，这样的学术研究十年下来，于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增进无益。特别是对于经济学的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这个专业乃是对现实中的经济事件和问题抱着强烈的兴趣，或者在自身的“经济基础”上抱着很高的期望。可是，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很多时候是与抽象的理论打交道，或者是在办公室里捣腾数据，很少与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实践发生联系。当我们和昔日进了业界的同学、学生坐在一起时，有时会突然感到对现实世界的运行所知甚少。这无疑也是对自身选择产生怀疑的重要因素，促成了学术危机的出现。如何避免中年学术危机？这不光是学者自身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整个教育科研体系要重视的问题。

当地时间7月15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和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合并仪式在Adelaide Convention Centre启动。阿德莱德大学副校长Peter Hoj和南澳大利亚大学副校长David Lloyd向约3000名教职员工正式宣布了新大学的成立。

关心对外经贸新校区的同学可能会知道，对外经贸大学曾经有过入驻青岛市张家楼的计划。一开始沸沸扬扬、斗志昂扬，但是最近却了无音讯了......